余力为（右）在拍摄现场



小田切让出演《荡寇》

　　B：这些复杂性给你在巴西拍戏带来了挑战，困难是否超出你的预期？

　　Y：其实我也没觉得有多难，挑战都是能预计的。比如语言的复杂性，现场有5 个翻译，同时有4 种语言在说。肯定不像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拍戏那么顺，制作周期很紧张，最大的问题都想过了，比如时间和语言。但这是一次跟从前很不同的经验。从前我们还是在独立制片的范畴里面，我们拍电影，基本上是导演说了算，导演的权力比较大，调度的空间比较多。但这次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拍戏，很多东西不敢越过去做，必须符合严谨的制片框架。

　　B：如果你接下来拍第三部片子，你个人会倾向于选择独立制片还是现在这种比较正规的制片模式？

　　Y：我觉得还是得看整个片子的题材。如果我有很即兴的拍摄计划，需要的钱很少，那不用说了，独立制片当然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法。但是如果项目是一个需要投入大笔资金，需要国际化合作，需要制片结构的支持，包括演员和各方面的东西，还是应该跟一个比较严谨的制片机构去做事比较好，最后得益的还是你自己。电影其实工业性很强，如果没有能力和工业打交道的话，是不配去当一个好导演的。

　　贾樟柯是我的战友

　　B：《荡寇》表现的是中国人在巴西的生活，你的第一部电影《天上人间》讲的是内地人在香港的生活，你的电影里总是有这种强烈的漂泊感，甚至成为你现在电影的母题。为什么对这类题材情有独钟？

　　Y：我个人觉得，是因为“人在旅途”的题材可以体现出一些当代性的东西。《天上人间》是香港的社会比照，现在到了2008 年，我拍了《荡寇》，中间刚好是整整10 年。现在中国人在异地，漂在国际社会上，具有了更重的位置，这些故事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。B：这和你个人的经历有关吗？Y：多少都有一点。大多数香港人都是移民，有一定的移民情结、感受。本来香港就是一个移民的大集会。你看看香港电影，多少都有点人在旅途的感受，这个母题一直存在，我不是唯一偏好这类题材的人。

　　B：从前你一直在帮贾樟柯做事，这次贾樟柯反过来在这部片子里面帮你做监制，他对这部影片有什么贡献？

　　Y：其实贾樟柯跟我很多年的关系是共同的战友，他相当于我的一种参谋。我第一次让他出任一个任务很艰巨的角色，因为《荡寇》其实也是我们共同的公司的一个重要作品。他一直很关注这部电影，从两年前我们第一次讨论这个项目开始，他就在整个策划里付出了不少心血，包括对于国内一些演员的组合、演出的一些意见和参谋的工作。我们都比较看重这部影片。它表达了我们正处于转型的一个阶段，我们一直在期待这个阶段。从前，我们自己没有商业的能力，现在既然在做，能不能再往前迈一步，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。无论从取材还是整个组合里头，都有那种靠近商业的愿望，就是往相对能接近观众的方向，去做一些事。

　　B：你和贾樟柯合作多年，现在一起开公司。影片《荡寇》的故事性不强，这也是和贾樟柯电影风格比较“默契”的地方，是不是因为多年来两人互相的影响？

　　Y：其实贾樟柯讲故事的能力比我强很多。他毕竟是经过文学训练出来的一个导演，我从来没有觉得他的电影故事性不强，只是他讲故事的方法比较特别而已。我的特长还是在影像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倾向。主要还是看和什么比较吧。如果跟传统电影比，可能是有点差距。但作为一个当代的电影作品，观众也需要跟着时代走的，在讲故事方面，大家低估了观众自我完善的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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