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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社会) 特写:发现灯塔的旅程
2008-7-5 13:07:19
新华网成都7月5日电 特写:发现灯塔的旅程 新华社记者 王洋 6月,记者在四川参加抗震救灾的报道。两周多的旅程中,我到过理县、汶川、都江堰、安县和北川。地震灾区的满目疮痍,四川人的顽强乐观,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 6月6日凌晨,我和同事唐召明、志愿者王飞一同从成都出发,开始了通向汶川县城、长达上千公里的艰险旅程。 地震摧毁了成都通往汶川的公路。和无数救援车辆一样,我们选择途经雅安和马尔康的317国道。尽管这条线路危险四伏,车程长达两天,但它却是救援物资进入理县、汶川和茂县等灾区的主要道路,在地震后获得“千里生命线”之称。 翻越了夹金山和梦笔山两座雪山后,我们进入理县境内。大山的遍体伤痕让我们的心情越来越沉重。损毁的房屋随处可见。更糟糕的是,路两旁的山体严重松动,受余震的影响仍在不断倾泻泥石。 6月7日上午,车至理县朴头乡,大塌方阻断了我们的道路。石头、泥土和树木从高处倾泻下来,落在我们前方200米处的路面上,我们的越野车只有离开公路,从临近村庄的泥泞小道上绕行。我们后来得知,被修复抢通后,中午该路段再次爆发塌方,一辆行驶中的轿车遭遇覆顶之灾,司机不幸遇难。 因为采访,我们多次来往于理县和汶川之间,提心吊胆地行驶在这条随时可能变脸的公路上。6月11日下午,在理县薛城乡马山村,我们再次遭遇大塌方,从滚石掀起的烟尘中夺路而逃。千里生命线让我亲眼目睹大自然的狂怒与暴戾。而在北川县城,到处弥漫着可怕的寂静,站在支离破碎的废墟上,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。 告别了王飞和老唐,我从成都来到绵阳,恰好北川县的文化旅游局长林川邀我与他同去封城后的北川县城。 如果没有地震,北川县城本是一个美丽的家园。如今的北川县城已面目全非。凭借记忆,林川摸索走到羌族民俗博物馆的位置,却发现它已掩埋在20米深的废墟之下,除非借助大型机械,否则它将很难重见天日。 空气中的强烈异味告诉我,脚下的废墟,是无数同胞长眠的墓茔。在这生命的荒漠里,我发现了一些绿色,在瓦砾堆里静静地生长。两株嫩绿的玉米苗,从布满破碎衣服的地面长出来,在风中摇曳。它们是地震后新萌发的生命。 北川中学的废墟上,依然坐着几位年轻的母亲,静静地等待孩子回家。伟大的北川母亲,就像废墟中的绿色,美丽而沧桑,让我刻骨铭心。 灾害面前,四川人的乐观让人倾倒。有天夜里,我在汶川县城无意走进了一顶大帐篷里。帐篷里住着供销社的职工和家属,刚刚八九点钟,人们还没睡。地震前,他们就是熟悉的同事,如今带着家属住在同一个帐篷下,一起做饭、洗碗,互相照看小孩,关系更加融洽。 余震在汶川已是司空见惯。有一次余震发生时,初来乍到的外省记者都慌张地站起来,往新闻中心外面跑。等我们回到新闻中心时,才发现四川籍的记者个个稳如泰山,仍在电脑前若无其事地敲键盘。 刚到汶川的那天晚上,我在县城散步,看见一位老妇人在街边缓缓而行。老人叫朱德华,今年75岁,在地震中失去了独生女儿,现在和女婿、外孙、外孙女住在临时安置点的帐篷里。 “没的办法。”想起女儿,朱德华老人抹起了眼泪。看到又勾起她内心的痛楚,我既难过又歉疚,赶忙安慰她和家人好好过今后的日子。在路灯旁,老人与我挥手作别,一步步走向帐篷,她身后的影子拖得越来越长。 几天后,我们得知,汶川县畜牧局局长余朝波正请人挖掘后山下的祖屋。地震后,他的妻子已经在屋子里被埋了一个多月。 我们赶到现场时,余朝波正与救援人员探索挖掘的办法。身边的人告诉我们,地震发生时,他的妻子郑富琳正在客厅午休,瞬间被山上滚落的泥石掩埋。余朝波本人、他的岳母、儿子、女儿都幸免于难。 我突然想起什么,问:“您认识……朱德华吗?”“朱德华是我的岳母”,余朝波有些意外地看着我。原来,朱德华老人失去的女儿正是余朝波遇难的妻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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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条件复杂,为了救援人员的安全,挖掘工作被迫中断,余朝波重见妻子的日子再次推迟。“我知道她已经没有生命,但我就想把她弄出来,不希望她这么被埋着。”余朝波的眼睛变得湿润。
在汶川的最后一个晚上,我在岷江边遇见了威州中学的高三女生梁婕。虽然素昧平生,梁婕却向我这个陌生人讲述了很多她身边的感人故事。梁婕提到了一位叫余政的男生,在地震发生时,余政表现得很勇敢,组织慌张的同学们从即将倒塌的教学楼撤离。
“余政的妈妈在地震中遇难了,他爸爸是县畜牧局长。”梁婕说。我心里又是一咯噔。
在汶川县城的短短几天,我竟与同一个家庭三次不期而遇,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缘分。余朝波的一家只是普普通通的家庭,他们是千千万万在灾害中不屈抗争的四川家庭的缩影。
茫茫大海,只要灯塔不熄灭,深夜航海的人就能安心航行。重建家园的漫漫长路上,川人将看见国人永远的温暖目光;不屈的四川,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心灵深处的长明灯塔。

